李勣临终说若后代出高人定杀之不然必造反结果竟灵验

鲁迅曾以“状诸葛多智而近妖”来评价《三国演义》料事如神的诸葛亮，而在隋末河南瓦岗寨的起义军之中，也同样有着一位足智多谋、运筹帷幄的军师——徐茂公。

在《隋唐演义》中，徐茂公的谋士形象被小说家们大肆渲染，不仅屡献奇策，还知人善任、能说会道。而在真正的历史中，徐茂公的原型是唐初名将李勣。

李勣早年参与瓦岗军反抗隋朝残暴统治的浪潮，之后依附唐王朝并屡立战功，立下汗马功劳，更是在临终前嘱托：倘若后辈有桀骜之意，当及时“杀之”，否则将“造反”，危害朝廷。

大意是，若他的家族后代出了“高人”，一定要杀了，不能留着他的命，不然必造反。

结果，此言真的一语成谶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李勣临终前为何这般嘱托家人？其中有何含义？后来一语成谶后，又发生了什么？

李勣本名徐世勣，字懋公。在归顺唐王朝后，为表彰其功绩，唐高祖李渊赐其李姓。他随后隐去了与太宗李世民相冲的“世”字，化名为“李勣”。

由于“勣”与“懋”二字相对生僻，不少撰写隋唐演义小说的小说家们将其简化为“茂公”。此后，伴随着小说、评书在民间的传播，“徐茂公”便成为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。

李勣生于曹州离孤（今山东菏泽东明），隋末天下动荡，其全家迁居滑州卫南（今河南浚县）。他自幼聪颖，习刀枪棍棒之武艺，对兵法亦颇有心得。

隋大业年间，尚未及弱冠之年的李勣，参与了翟让领导下的河南瓦岗军。在军中，他多次向翟让献计，劫掠官银，招兵买马，进一步扩大瓦岗起义军的规模。

身为一支起义军，必然要遭受经历朝廷官方的镇压。翟让曾多次兵败于隋将张须陀之手，在又一次听闻其率领十万精兵攻打瓦岗时，不免十分惊慌，多次意欲逃走。

李勣、李密先后劝谏翟让，与其消极避战，不如应其锋芒。张须陀有勇无谋，手下士兵更是被多场胜仗而麻痹，骄狂而自大。倘若佯装战败，撤退时沿途设好伏兵，如此一来便能将其团团包围，一网打尽。

心存忌惮的翟让被迫接受了这一计策，岂料张须陀果然中计，毫无防备地追击翟让部队十余里，然后迅速被瓦岗将士包围。张须陀奋力突围却未能突破包围圈，最终被翟让等人斩杀。

经此一役，重创官军，李勣与李密二人在军中的威望迅速提升。很快，李密便取代了翟让的领导地位，自号魏公，统领瓦岗将士。

张须陀战死后，隋再次派遣王世充讨伐瓦岗。王世充身为江都通守，军事实力颇为强大。面对强敌，李勣献出“诱敌深入、逐个击破”的奇策，于洛水两岸多次大败王世充军。

当时正值灾年，河南、山东一带洪涝四起，饿殍遍地，朝廷忙于镇压各地起义军，无力管辖灾民。李勣献策：倘若趁此机会攻陷储粮国库，开仓放粮，便能笼络人心，进一步扩大瓦岗实力。

随后，李密派遣李勣率精兵突袭黎阳国仓，攻克后便开仓放粮，沿途百姓感其大义，纷纷参军，此举为瓦岗招揽二十余万士卒。

面对屡建奇功的李勣，李密担忧其会“功高盖主”，甚至一举取代自己。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，牢牢地操纵住日益强大的瓦岗军，李密产生了除掉李勣与瓦岗前任领导者翟让的想法。

随后，李密设下“鸿门宴”，并于宴会上一举杀死翟让。

李勣虽身受重伤，但好在在将士们的掩护下得以保全性命。

经此事变，瓦岗内部人心惶惶。为稳定人心，巩固统治，李密将翟让旧部分别转入李勣、单雄信与王伯当麾下，如此维系住瓦岗表面上军事实力的平衡。但分裂、离散的种子，正在悄然间扎根发芽。

其后，李勣帮助李密先后战胜王德仁与宇文化及。在黎阳地区，李勣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，使其成为瓦岗的第二据点。

唐武德元年，长期缺乏整治、拖欠饷银、军士渐怨，且在和宇文化及军队战斗过程中损兵折将的瓦岗军，最终败于雄踞洛阳的王世充之手。

至此以后，瓦岗军战力不复从前，难以再支撑战争。

眼见大势已去的李密只能选择依附初生的李唐王朝，据守黎阳的李勣闻此，主动表示愿将麾下土地交付李密，让其献于唐朝，盛极一时的瓦岗寨自此宣告消亡。

被迫依附唐朝的李密自然不甘心徒为人臣，他依然心怀位列九五的幻梦。在听从朝廷派遣，前往黎阳招降归附王世充的旧部时，李密选择背叛朝廷，自立门户，走向了造反之路。

然而，早已失去靠山的李密此时不过如同暮年的猎鹰，羽毛脱落，爪喙迟钝，难以再形成气候。在唐军将士的伏击之下，李密与旧部一同被杀。

听闻李密遭诛，李勣上表请求唐朝容许埋葬旧主。在得到朝廷应许后，李勣以侍君之礼将其厚葬。朝野间闻之皆称赞其为忠义之士。

由于土地尽献，军士离散，李勣此时的实力以大不如前。

之后，雄踞河北的窦建德大败李勣，无路可走的他最终选择依附唐朝。

二、归附唐朝，征战四方

衷心耿耿、深明大义、能力出众的李勣早已得到高祖李渊的注意。李源先后封李勣为黎阳总管、上柱国，随后又加授武侯大将军，甚至加封他为曹国公，赐其李姓。

此外，李渊还对下人说：“徐世勣感怀旧主恩德，推辞功劳，是一位真正的忠臣”。而对于臣子而言，得到皇帝赏姓属于极为荣耀之事。李勣深感高祖知遇之恩，立誓效忠于李唐王朝。

由于政权初立，唐王朝实际控制的区域并不可观。在隋末以来长时间的混乱纷争中，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各处军阀的割据统治之下，想要收复土地并非易事。

雄踞洛阳已久的王世充，在吸收瓦岗投降士卒、实力大增后，便废隋帝杨侗，自立郑国。王世充与河北军阀窦建德结为同盟，长时间以来割据一方，成为唐王朝的心头之患。

武德三年，李勣随秦王李世民先后大败宋金刚、王世充之子王玄应，一举收复多处土地。

武德四年，在郑国投降将领的里应外合之下，李勣夜设伏兵，一举占领虎牢关。同年，唐军先后击败王世充与窦建德，两方严重威胁中央统治的割据军阀势力就此平定。

自武德五年至武德七年，李勣跟随李世民先后征徐元朗，灭辅公祏。在征辅公祏一战中，李勣率万余补兵渡过淮水，攻取寿阳，直逼辅公祏主力。

在与李靖等唐将的配合下，李勣乘胜追击，于武康县一举斩杀辅公祏并剿灭其残党。

唐王朝自此正式平定江南。

解决内地纷争之后，唐王朝所要面对的还有来自东突厥势力的侵扰。武德八年，李勣被拜为行军总管，迎战入侵并州的东突厥势力，成功将其驱逐。次年高祖崩，李世民即位，是为唐太宗。

贞观三年，唐朝正式发动针对东突厥的战争。李勣被授为通漠道行军大总管，统领出征诸事。面对突厥，唐军一路高歌猛进，势如破竹。

在讨伐颉利可汗时，尽管兵败，但颉利可汗依然召集了大量兵马，退居荒漠身处。倘若唐军贸然进攻，便会囿于荒漠而难以追击。

面对这一情况，李勣想出“韩信灭田横”的奇策。他先派遣一支唐军部队前往议和，大部队则紧随其后，待麻痹突厥之后，再将其一网打尽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唐军大部队，突厥残部四散溃逃，颉利可汗试图穿越沙漠逃离，却遭到李勣阻拦，由此掐灭了突厥最后一丝反抗的余火。突厥酋长率残部投降唐朝，唐灭突厥之战自此大获全胜。

随后，李勣长期据守并州，在此任职十六年之久。

边境安定祥和，鲜有造反之事。

唐太宗对下人提起李勣，不无自豪地夸赞他：“用师筹算，临敌应变，动合事机”，甚至认为古代名将韩信、霍去病都难以比得上他。

平定内乱之后，李勣因显赫战功而拜授兵部尚书，位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。在此期间，李勣依然以武将的身份替唐王朝征战，平定薛延陀，征战高句丽。贞观年间的重要战役中，总能看到李勣的身影。

唐高宗乾封元年，73岁高龄的李勣挂帅出征高句丽。经过两年的奋战，至总章元年，高丽王终于选择向唐王朝俯首称臣，“高丽悉平”。

从贞观十八年挥师出征高句丽，到五年后太宗溘然长逝，“灭高句丽”成为缠绕这位老将余生的夙愿。如今他终于以凯旋的姿态返回长安，告慰陪伴他征战一生的太宗的在天之灵。

三年后，李勣因长期征战操劳而染疾去世，卒年七十六。

高宗亲自为其举哀，朝廷辍朝七日，举国同悲。身后赠太尉，谥贞武，陪葬于太宗的昭陵。

回望李勣的一生，从瓦岗谋士到唐朝名将，他似乎一直都在征战沙场的马背之上，这马蹄下的每一步，诉说的是一名武将显赫彪炳的累累战功，更是一名三朝老臣无暇洁净的赤胆忠心。

在刀光剑影的沙场之外，李勣的形象又是何等模样？除去上文所提到的厚葬旧主，不念旧怨的事迹，李勣的忠义形象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亦多有渲染。

王世充军队溃败之时，王世充麾下的单雄信被唐军俘获，依例判处死刑。与单雄信曾经共为瓦岗军、交情颇深的李勣为之求情，甚至不惜献出官职，不过并未得到允许。

临刑前，李勣前去探望单雄信，生死诀别间，为表达情谊，他割下大腿上的肉赠与单雄信吃。单雄信死后，李勣亦抚养了他的儿子。

此外，他与唐太宗李世民的君臣之情亦令人喟叹。

相传，李勣在宫中染上疾病，药方需要胡须烧就成的灰烬，惜才心切的太宗当即剪下自己的胡须用作药方。深感皇恩的李勣连忙叩头拜谢，太宗回道：“这是朕为江山社稷而考虑，并非单单是为了你个人，有什么好谢的。”

太宗晚年时，曾尝试为太子寻找辅佐之才。一次宴会上，他对李勣说：“朕想将年幼的太子托付于卿，你过去都未曾负于李密，现在难道会有负于朕吗？”李勣闻之拭泪拜谢，甚至咬破手指染血为誓，不一会儿喝的酩酊大醉。太宗随后便将御服披在醉酒的李勣身上，为其遮挡风寒。

能得到太宗如此器重，除了李勣非凡的军事才能，更重要的是他具备懂得审时度势、洞察人心的智慧。

高祖晚年染病卧床期间，皇位的权力争夺在背后愈演愈烈。玄武门事变前夕，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找到李勣，询问他关于自己夺权的看法。

李勣闻之，三缄其口，不作任何评价，随后便匆匆辞别秦王。他深知帝王权力争夺的讳莫如深，而自己手握兵权，倘若表明立场，那么一旦站错了队伍，便会招惹灭顶之灾。主动退避、不多过问未尝不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手段。

贞观十二年，太宗驾崩前夕，为了让太子取得李勣的信任，他主动将李勣贬职外出。让太子即位后再将其重新任用，如此一来便能够有恩于李勣，从而驾驭这位两朝老臣。

在得知被贬后，李勣当即察觉到太宗的用心，便当街受诏，直接前往贬谪地点。

除此之外，李勣对家庭的整治也颇为严格，史书记载其家“闺门雍睦而严”。一日，他对家人说道：“…抚养孤幼，谨察视之。其有志气不伦，交游非类者，皆先挝杀，然后以闻”。

即使是血脉传承、天赋异禀的后代，倘若沾染坏习气，交友不慎，怀异心者，也要“杀之”。否则就会滑向造反的深渊，引发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。

当时家人并未过于重视李勣的警告，然而仅仅一代以后，李勣的孙子徐敬业便印证了祖父辈的预言。

李勣的孙子徐敬袭爵英国公后，并不满足于此，他想要如同李勣一般建功立业，大展宏图。

高宗驾崩之后，武则天对皇权的掌握愈发牢固，最终篡权，掌控大唐江山。朝廷民间对此无不哗然，天下顿时有再起纷争之势。

徐敬业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，便以手中的权利迅速聚集十余万大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那封出自初唐四杰之一-骆宾王的《讨武曌檄》，全称正是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。

在多重造势之下，徐敬业以“恢复李唐江山”为由，针对朝廷进行军事进攻。刚即位的武则天随即调遣三十万大军应对。在悬殊的军事力量差距及用兵能力的欠缺之下，这支叛乱军迅速遭遇兵败，徐敬业也在兵败途中为部下所杀。

随后，为惩治徐敬业谋反重罪，武则天勒令追削徐家自李勣以来的官职封爵。李勣与其儿子的坟墓也被掘开，棺材遭受砍削，连被高祖赐予的“李”姓也被驳回，恢复原本的“徐”姓。

忠义，自然是李勣身上最闪光的一处人格魅力。与此同时，在“伴君如伴虎”的朝廷中，李勣利用审时度势、察言观色，为自己免去了诸多政治上的麻烦与牵连，对于后世的我们而言未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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